Topic: | 中国游客,一个标签的诞生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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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ay 2014-05-05 06:11:52 MST |
在亚洲周刊工作,要做好接到“毒药选题”的心理准备。这当然是句玩笑话。我的意思是,你难免会接到这种选题,它通常很难写出彩,而且以很多内地杂志的视角来看,恐怕显得大而无当。比如之前我写的春运报道,和这次发出来的中国游客报道。 我们主编邱立本先生是个有大中华情节的人——这在香港十分难得,反而需要特别的勇气。但这个事实的另一面是,他感兴趣的一些长报道选题,可能在整个华人世界里有关注、探讨价值,他想让亚洲周刊做出自己的评判与解读,但这个选题若是搬到内地,却可能早已不是新鲜事儿了,媒体往往不再去理会。 但活儿既然到了,总得干。我尝试把这篇报道写出点新意,比如我放弃了中国游客在外国不文明行为的白描——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儿,不用多说,而是从出境飞机这一密闭空间里发生的糟心事儿来展开。 在开销上,老板还是颇为慷慨的,比如这稿子快写完时,他让我去内地报个旅行团,切身看看发生了什么。我觉得必要性不大,但这种好事儿推也推不掉,就真特地辗转到广州,报了去越南的团。那趟总计5天旅程里发生的细节几乎用不到,但某些时刻,我多少还是产生了一种像在给《纽约客》写稿的错觉。 读读看吧,也请给我提点建议。 文/谢梦遥 刊于亚洲周刊 中国大陆幼童在香港街头的一泡尿,引发了一场陆港之间火药味十足的争辩。陆港各大网络讨论平台上,连日炮声隆隆,从事件的真相还原,到法理情层面上的谁是谁非,都吵个不停。在那则难辨真假的比利时历史轶事中,小孩的一泡尿浇熄了火药引线。而这次,实现了恰恰相反的功效,陆港矛盾的火药桶被点燃了。 之后,有香港网友发起了“51黄金周上街拍摄中国旅客街头大小便实况”的行动——尽管发起者似乎混同了“中国”和“大陆”的概念,毕竟香港亦在中国之内,但其表达的意思谁都明白。“中国游客”这个词,再一次成为攻击标靶。 某种程度上,“中国游客”正在像“中国制造”、“孔子”等词语一样,成为一种具有明显辨识性的标签。它所代表着一个不断在壮大的群体,一支充满惊喜的强大的购买力量——2014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将达到1.14亿人次,同比增长16%。同时,尴尬的是,也会让一些人联想到,许多不符合文明规范与不受欢迎(这两点未必相同)的行为。 “如今,轮到中国人到处讨人嫌了”。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《让人又爱又恨的中国游客》中写道,“我们对这些抱怨并不陌生——他们会盯着东西看、推开挡在面前的人、对当地的食物避之不及”。但正如这篇报道标题里的蕴含那种委婉一样,以上列举的所谓“恶行”,只是触及皮毛,真正触目惊心的粗鄙之举并未提及。 世界第一大 此次的便溺事件引发的争拗,固然是陆港矛盾的集中体现。大陆媒体在看待此事件时,多有对幼童一方的同情与维护。但一分为二的看,大陆媒体对国人不文明旅游行为早有关注,而且不留情面的严厉批评似乎更多出现在大陆媒体里。 每逢长假,文明旅游就成为关注热点,2013年国庆节期间,南方都市报即专门派出记者,分别赴日本、美国、欧洲、东南亚等地,列举式曝光沿途所见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。在一些媒体对《纽约时报》报道引述中,称中国游客被其列为“最不讨喜的游客”。但事实上,原文中并无这样的语句。 “中文媒体翻译转发时的口吻就变了。”美国普渡大学旅游学教授蔡利平对《亚洲周刊》说,“我认为美国旅游业并没有把糟糕的游客和中国人这个群体联系起来。但他们会报道一些中国游客不一样的行为。” 这种中外媒体措辞上的区别,一方面源自外媒对某一群体作出判断时的谨慎态度,另一方面,也可能是由于旅游地对中国游客的爱恨交织的复杂心态,毕竟庞大的中国游客队伍,也为当地带来了经济红利。 在世界各大旅游地不断涌现的中国面孔,大概也是“中国梦”的一种: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实现了最基本的财务自由,得以走出国门,在旅程中寻找更丰富的人生,或者,更物廉价美的购物天堂。 中国出境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市场。2012年,中国出境旅游人次数同比增长18.41%,为8318万人次,相当与输送出了整个德国的人口。 这种增长是世界各地全线覆盖的,比如中国游客2012年赴泰旅游为278万人次,比2011年增加110多万,赴美旅游约为150万人次,比2008年增多近200%。 比单纯出境人次更具诱惑力的,是消费能力。2012年中国游客境外消费总额1020亿美元,这笔钱可以买下140座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——复星国际集团不久前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买下的地标性建筑。中国游客在美人均消费高达7000美元,在所有外籍游客排名第一。 中国人的市场如此之大,这也可以理解一些外国旅游从业者,更倾向于在公开场合以理解和包容的心态谈论中国游客。英国旅游业者协会发言人托马斯表示,只有和中国人打交道久了,欧洲人才会明白,有时候不是中国人的文明素质有问题,而是彼此的文化习惯不一样,“在中国城市街头也不得不大声和朋友说话,因为街上真的没有爱丁堡安静。”泰国旅游局东亚市场部处长郑璧文则尽量指出事情好的一面,“如果你提醒和告知中国游客此处禁止吸烟,他们都会积极合作。” 旅游地的一些变化与应对措施,体现了对中国人的迎合。纽约奢侈品店云集的第五大道,许多店都配备了会讲中文的店员;韩国国营铁路公司铁道公社以中国游客为对象推出了旅游套餐商品,还开设了中文网站;巴黎官方面向服务业出版了一本手册,配有普通话用语的发音,以便让服务人员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需求;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供了90万澳元(约合人民币500万元)的基金,以帮助培训中文导游… 在普渡大学旅游与饭店研究中心,中国旅游市场消费行为是一个重要课题。“在美国顶尖的学术界里,现在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游客的研究。”该中心研究员付萧萧说,“业界非常想了解中国游客,想怎样招揽他们过来。”她的一篇关于中国游客的报告,去年在某国际学术年会上被评为最佳论文,“大概是跟我们选题有关。” 付萧萧和她的团队最新的研究,是关于孔子和中国人旅游动机之间的关系。“我觉得儒家文化可以影响日常生活。每个游客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,他不可避免会被这种文化背景所影响。”她并没有透露太多研究细节,表示这只是初步想法。 无论如何,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反讽。儒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,讲究极其严苛的伦理秩序与礼仪,但在当今许多中国人出行时表现来看,儒教所倡导的一切似乎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。 把坏习惯带出国境 在卢浮宫前水池洗脚,在埃及的金字塔上刻上自己名字,骑上华尔街铜牛拍照,这些典型案例经媒体的报道,已经广为人知,无需赘述。但未必引起注意的是,中国游客踏上通往度假地的飞机时,他们就自动成了代表国家的名片,哪怕这段飞行的短时间内,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已经发生。 机舱内光线昏暗,遮光帘全部拉上了,有个身影站在了过道上,一只脚站立,一只脚弓起来。空姐Kelly发现,她在剪脚趾甲,“指甲屑就直接掉在地上”。她确认这是一名大陆人,因此刚刚这个人还在向她借指甲刀,“我说不好意思,这是私人的不外借,然后不知道她从哪里找到一把指甲刀”。 “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”在整个电话采访中,台湾人Kelly一直抱怨着大陆乘客的“罪状”。作为国泰航空的一名空姐,她负责的航班在香港与境外之间往返,经常遭遇由香港出发的大陆旅行团。出境游成为国人一种愈发普及的生活方式,高峰时间段,据Kelly观察,国泰航空往东南亚的航线上会有超过50%的人是大陆乘客,往欧洲的航线上约为30%。 她发现了一个规律,只要飞机上大陆客超过所有乘客数量三分之一,厕所就一定会很脏,“地上和台面都很湿,卫生纸到处都是”。 “我们不可能跟进去,不能说一定是他们弄的。但洗手间的地上有一团尿,通常会发生在飞机上有大陆旅行团的情况下。”另一位空姐Michelle说。 一些习惯就像贴身携带的挂件般如影随形。哪怕在机舱这种密闭场所,大声喧哗、脱鞋翘脚让汗味四溢,也是常见现象。一些人甚至把随地吐痰的毛病也带上了飞机。“地毯上也会有痰迹,但是就看到只能说说,也没办法抓住他们。”Kelly无奈地说。中国人的好争第一的性格,也让她难以消受。“(落机时)他明明坐在最后一排,也是第一个把行李拿下来,我们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。” 头等舱的客人未必会表现更好。“比如说看报纸,他们看完也不折起来,就丢在地上,变成一块大地毯,就等着我们去把它捡起来,把我们当佣人使唤。” Kelly说。在一次飞往纽约的航班上,一位头等舱客人直接拿擦脸的毛巾挖鼻孔,然后拿来擦脚。他的这张票价值十几万港币,经济舱票只需要一两万。这让当值乘务员非常惊讶,“既然付这么贵的票价,怎么会有这种行为出现?” 最耸人听闻的行径是,一个中国妇女在通往空乘人员休息室的楼梯间,拉了一坨屎。被当场发现时,她平淡地回答说,“等不及了,每一间厕所都有人。”这个故事在国泰航空的工作人员之间广为传播。 王洪超是中国国旅浙江公司的副总经理,他记得他曾经带过一个30多人的团去新加坡,飞机上用完餐后,空姐找到身为领队的他,告诉他这个团的所有餐具都收不上来。“他们认为我付了钱就是我的了。我说这样不可以,很丢中国人的面子”。最后,餐具全部退还了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十年前,餐具还是铁制的。 “大陆经济刚开始崛起的时候,就会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,因为他想带一些东西回家。”Michelle说。被带走的物品,大到救生衣,小到安全卡,不一而足。但她也表示,这种情况近年来已经大为减少,让她印象深刻的,反而是中国人逐步展现的强大购买力,“他们会买烟、买酒、买化妆品,买各式各样的东西,大包小包的提着”。 在Michelle看来,很多中国乘客的不雅行为,并非出于刻意,只是不能自觉。“因为他在家里就这样做,在公共场所为什么不可以?但是你提醒他之后,他觉得合理,他就会做。”她举了例子,当有人因脱鞋脚臭被投诉后,一般都会穿上鞋或袜子。 “每一个国家刚刚开放、刚刚进步的时候,一定会遇到转型期,你不可能不会走路就想跑,一定是先从走路开始,慢慢地训练。”与绝大多数国泰航空的同事不同,空姐Anise并不愿意对中国游客做出任何批评。“有一些人是不知道,你没有办法强求他,你必须要教会他,他才会有那个观念。” 即便如此,台湾人Anise对中国旅行团的最好的印象,停留在2007年。“那时刚开放可以来台湾观光,可能出来的单位都是公共机关或者大型私人企业,我相信他们出发之前导游已经跟他们交代了。那些旅行团的素质非常高。” 差异 其实在飞机上,不同国家的乘客都会展现出不同的特性,比如欧洲人好喝酒,把飞机上的酒都喝光,酗酒闹事也偶有发生。 付萧萧曾比较过中美游客,在去类型相似的景点旅游时的行为差异。她的研究通过博客展开,各选取了100个样本。“中国游客觉得山不在高,有仙则灵,有山就需要有一个故事,否则这个山就没什么意思了。我们都喜欢听导游讲故事,哪怕我们知道可能是为了这个景点编出来的。美国游客更想享受自然,没有这种人文痕迹。” 她的研究还发现,吃的好坏,能否吃到稀少的东西,是中国游客评价行程是否满意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。相比之下,美国游客更注重休闲度假,躺在沙滩椅上,有酒精饮料相伴。美国人更愿意与当地人交流,中国游客也会有好奇心,但往往伴随着一种戒心。“这仅仅是文化上的区别。”她强调。 旅游学教授蔡利平认为,有必要从文化差异,来理解个体行为。他观察,同样是在景点拍照,中国人喜欢要自己站在镜头里,西方人则无所谓。按照某些景点的管理方式,中国游客的拍照需求就难以充分满足。“80年代,外国旅游团队到中国去,中国尽量满足外国游客的需求。那么现在中国游客出来了,他们也会希望旅游目的地对他们也是这样。”蔡利平愤愤不平地说,“应该从多个角度分析目前中国游客的行为,并不是说这就是不文明。文明不文明是根据谁的标准?” 因为工作原因,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经常出国。他看到一些场所会有中文提醒,譬如日本的厕所里写着“便后请冲厕。”他会隐隐感到不快,但并不会太在意。但有次,意大利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门口的中文告示让他印象深刻:“请不要蹲着吸烟。”他特地观察了下,那里也有外国人吸烟,但都是站着的。“但人累了,蹲一会儿,也别太上升到国民文明的高度了。”他为同胞辩护道。 很多行为的产生,是归结于个人素质还是族群文化,似乎是个模糊不清的判断题。周偌涵就为此陷入了困惑。这位中国国旅的领队,带团在巴黎某高档餐厅吃法国大餐时,因团友们吃饭声音过大,偷偷去向餐厅工作人员表示了抱歉。对方并无在乎,反而告诉他,“Enjoy(享受吧)!” “经常有中国团队去那里吃饭,他们已经习惯了。” 周偌涵最终总结道,“还是外国人的素质比较高。” 根据蔡利平观察,多数赴美的中国旅行团并没当地导游作陪,而是由中国出发的领队兼任。一位广东国旅工作人员承认,赴东南亚的旅行团才有当地人做导游,通常赴欧美团,领队是英语较好的香港人,没有地陪。蔡利平认为,这样并不足于弥合文化差异。“除了游客,旅游服务提供方也应该起重要作用。” 规劝是一门艺术 “文明旅行”在最近成了热词,除了媒体对典型不文明现象的持续报道,也和《旅游法》的出台有关。这个于去年10月1日生效的法律主要旨在制定业界规范,但其中有条文对游客做出指引,“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,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、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,爱护旅游资源,保护生态环境,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。” 这个条文并不具备法律强制性,但至少表达了国家意志。国务院副总理汪洋2013年下半年在贯彻实施该法的会议上,批评一些中国游客的“素质和修养还不高”,“他们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、旅游景区乱刻字、过马路时闯红灯、随地吐痰。”在另一个中央文明委召开的会议上,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指出,提升公民出境旅游文明素质,是关系国家文明形象的一件大事。 “中央层面召开的这种视讯会议,让旅行社都去参加,这种事情是头一回。”旅游业者王洪超说。 但这种运动式的宣传,效果究竟如何,还有待观望。细心的人不难发现,早在2007年,有关部门已经推出了《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》和《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》。当年的报纸里,不乏《北京30万从业者投入提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活动》这样的新闻。 王洪超所在旅行社,每次出团前,会有行程说明会。“我会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说文明注意事项,他们能够接受。”他避而不谈行程说明会的参加率,在业界平均来说,这个数字不足三成。而在广东的一些旅行社,早已取消行程说明会多年,改为把要点写入电子邮件中发给参团者。 王洪超也感到领队与游客之间的微妙关系。“旅游法好像赋予了领队很多职责,要旅行社监督客人,但话说回来,你又没有给我执法权,不这么做,你要罚我,合理吗?” “他本身是一个服务者,你又要让他做一个教导者,是种矛盾。他说多了,小费拿不到了。政策定的太细,不一定是个好事情。”蔡利平说。 旅游从业者如何规劝游客行为,在某种程度上,简直是一门艺术。越南导游郑明永源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,他会先暗暗观察旅行团谁是拥有话语权的领导者。“有什么话,我先和他沟通。再让他讲给其他人听。”他告诉《亚洲周刊》。而广东导游冯佩丽的经验是,强调风险,让游客自动规避某些行为。“比如我会说,随地吐痰罚款600港币。收下某气功组织的材料,回国时海关会扣留,留下污点。”她说。 事实上,旅游文明的解决之道,在于提高公民文明。中国游客境外的种种不文明现象,只不过把日常生活上的行为带到了特定目的地。与其强调身在境外的应该注意行礼如仪,不如让教育与规范从国内开始。 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,在旅游法正式生效的这天,恰逢国庆节,来自全国各地的11万名游客,冒雨在天安门广场观看了升旗仪式。仪式结束后,他们留下了5吨垃圾。 “可以多曝光,可以多宣传,但是也不要上升到民族、国家的角度来夸大。日本人、韩国人,多少年以前也是被人说,他们国家采取了有力措施。我觉得所谓不文明的举止会逐步减少的。”蔡利平说。他的观点与熊培云不谋而合,后者在《一个村庄里的中国》的书中写道:“市民不排队,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,而是公民教育的缺失”。 “文明是一个过程。”韩方明保持乐观,“我相信中国继续开放,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见世面,他们会不一样。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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